415隻喵

斷裂、否定、治理：家國暴力下集體創傷的餘留者們[1]

＊本文出現的「精神病」、「精神症狀」、「受害者」、「同性戀」、「異性戀」、等等等詞彙，僅為客觀狀態的描述，不涉價值判斷。

其實精神病患就是一群違心要去適應文化要求，痛苦的壓抑內心慾望，竭盡全力為服膺主流文化的人，他們為此竭盡心力，以致顯露出病態。（佛洛伊德，2017）

本文為筆者碩論《失聲噤語：負傷前行的女性集體敘說》的延伸論述，該文已經詳述三位受創女性：深闇、煈與荊棘，心理創傷之由來，蹣跚前行的路程，與掙扎中的現況。作為延伸論述，本文不再細數三人的病理狀態，而以斷裂、否定、治理的存在處境，剖析這些主流文化中非典型受害者們，在主流文化下，遭遇的困境。

• 斷裂：沒有過去未來，只有焦慮與敵意

台灣長期處於殖民統治，當政者以抹滅/醜化前朝的存在為要務；無論建物、宗教或政策，均難有延續性。人口主要來自移民，無論是經濟移民或政治移民，都不易產生一致的國家/民族觀念，而對生存保持高度焦慮。缺乏民族自信心，一方面壓迫/抹滅本土文化，另一方面唯恐落後，囫圇吞棗地吸納外來文化；最後造成每個人對內的焦慮，對外的敵意，交錯形成代間衝突。家族傳統失根，依附關係缺席，人人都難以安身立命，在不利的社會條件下，形成「基本焦慮」與「基本敵意」（荷妮，2019），弱勢者無可宣洩的焦慮與敵意，最終只能以攻擊性的病態，對待他人，與自己：

1. 失根的家庭

傳統文化雖有諸多缺點，但若文化更新速度過快，新舊文化間無法傳遞對話，也無暇累積沉澱，則造成的傷害，會遠大於本有的「傳統」。三代家族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問題，彙整表列如下（資料來源：訪談逐字稿）

短短幾十年內，社會條件巨幅變化，經濟由赤貧突然富裕，管教由集權走向放任，主流價值由集體走向個體，個人追求由「我有」趨向「我是」[3]。但積澱而成的家庭氣氛，不可能與時俱進。各世代三觀極端相反，觀點難以融通，怎樣過日子才算好的存在處境，更無從辯證。關係中各自的焦慮與敵意，勢必無可化解。三代家人的心理狀態，由恐懼匱乏、走向病態競爭的焦慮，再走向一生無望的疏離與憂鬱。

2. 依附的斷裂

農業社會安土重遷，家族群體利益至上，生活重心以家為單位；解嚴後世代追求自由，認同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」，經濟發展停滯下，功名利祿已欠誘因，努力也難出頭天，不如躺平。夾在中間的戰後父母們，一方面追求工商社會逐財源而居，另一方面卻繼承祖父母的集體主義。三方對於另外兩方，都感到被剝奪的憤恨，與「我當年如何，現在又如何」的委屈：

1. 就祖父母而言：戰亂期間，基本需求滿足，已屬奢侈品，他們無暇顧及子女安全依附的需要。他們難有「不慈」的自覺，卻仗勢既有社會建構，怨恨子女「不孝」。
2. 就父母而言：他們也抱怨自己的父母未能善盡照顧之責，甚至也否定祖父母的管教方式，但當他們自己身為父母時，發達的工商業卻促使他們逐利而居，孩子最需要建立依附關係時，他們往往從缺，最後往往直接複製其父執輩的管教方式，形成暴力的代間傳遞。
3. 就案主們而言：他們知道自身有被愛的需求，但父母不是為了搶錢而不在家，就是為了自身的情慾而不在家。儘管物質生活豐沛，但感情的矛盾，無疑最大：因為這年代的父母不吝惜說：「我愛你！」並用豐厚的物質獎勵證明自己的愛；但缺席、否定、家暴等矛盾的表現，使孩子反而更難確定自己是否真實的被愛？不能確定自己是否真實被愛的焦慮，促使他們過早在「性」的方面，尋求肯定——只要有人要我（的身體），我就是值得被愛的。

 然而，過早開啟的性生活，過早的開啟了悲劇[4]。

3. 親密關係的斷裂

主要照顧者失能，正常依附未能建立，尋求關係/合一/好客體的本能，驅使案主們以自己的肉身，完成愛與被愛的目的。他們不知道的是——本以為網路那端的人可以交心，最終卻總是汽車旅館或荒郊野地。一次次失落後的結論是：「他們只想把我丟上床幹我（深闇）」。當然也有少數人，提出長期交往等「穩定關係」的需求。但這些關係，常是非正式的，

我們就是搬不上檯面的地下情人，

我們連前女友都算不上，

不過這一切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吧，

什麼都想抓住，什麼都抓不住。（荊棘）

他們的矛盾在於：他們不相信人，卻拼命尋求人際關係；在人際關係中受盡折磨，因此更不相信人；但在沉靜一段不長的時間後，他們又更瘋狂的尋求人際關係……

關係的斷裂，形成對自身的恨，與對自己的否定。

• 否定：不能成為自己的根源

毀滅性是無法實踐生命的後果。（佛洛姆，2015）

不能成為自己，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來源；案主們被精神症狀襲擾的人生，是一系列被否定的結果，他們的毀滅性，是逐步發展而來：被家庭否定、被學校否定、被社會否定、被自己否定。

1. 家庭的否定

與其問家庭否定了什麼，不如反過來問，家庭肯定了什麼？

事實上在多次家訪後，筆者可以真實確認的「肯定」，僅有「她小時候很可愛（但是後來就歪掉了。）」——而這還是比較好的狀況，另外兩位案主，單純被當作家用提款機，沒被家人肯定過。在家人眼中，只有「可愛」與「乖」——換個說法，是「不找大人的麻煩」，是值得被肯定的，但無論成績多好、無論老師多肯定、無論拿多少薪水養家、無論在外人的眼中多麼優秀……孩子在家長眼中，不值得被肯定、不值得被誇獎、不值得被溫柔對待。當然，家長們也否定了孩子的精神症狀……

生活還是要繼續，孩子只有假裝正常，然而這正是讓他們痛苦的原因: 他們知道家人的不在乎；他們知道家人不會為了被霸凌/被性侵/被排擠的自己討回公道；他們知道案後家人會先去和施暴者和解，卻譴責自己「白白被人家幹」；他們知道家人對待精神病的鄙夷態度；他們也知道，就算診斷證實自己真的生病了，家長也只會指責，是另一個家長害的。

2. 學校的否定
3.  

如今學校會提醒老師們「某些同學因某些生理因素，必須在班上飲食」，而不會告訴教師們「哪些同學的哪些心理疾患，當如何處置？」[5]「隱私」是一個很好的藉口，教師們只能自學應對突如其來的意外狀態：例如，沒收一把自殘的刀，要繼續問：「你應該不止這一把？」；在廁所遇到恐慌發作的人，要自己包計程車陪學生就醫；當學生拿出紅色身分證，要自己知道怎麼應對。例如文本中出現亂倫或自殺事件時，不知不覺地戳傷某些同學的情緒時，還有當自殺事件真實發生時……對大學來說，這是「可以說」的事嗎？否定這些事的存在，這些事就不存在嗎？

以自殺[6]為例——學校處理自殺的方法，是假裝沒發生，以免人心惶惶，以免影響招生。對於校內自殺事件所產生的各種揣測與雜音，既不肯遏止，也不願以正向態度教育，教育心智已經成熟的大學生。不能防範自殺於未然，又不能哀悼/教育於事後；部分執法人員，甚至還對其他學生造成更大的傷害[7]。最後自殺事件，就成為不健康的都會傳說，幾乎每間校園，都有相關靈異故事存在[8]，這樣的流言，成為另一種「統治」。

3. 社會的否定

表面上，文明社會對於異己者，似應更有包容性。實際上所謂文明，或許僅是以「文明」的方式，體現對異己者的否定。身心受創的案主們，會發現他們在社會上，屬於被否定的一群：警察不認為被強暴後一起住溫泉飯店的案子，屬性侵案；憂鬱症等精神病患，只要兩年內有確診紀錄，除了壽險、癌險，保險公司通通不願保。至於在工作方面，他們要怎麼解釋好手好腳的人，為何不能當社畜？他們不同於主流價值的「性道德」[9]與價值差異，要怎麼對別人解釋？

進入社會的案主們發現，不止他們的行為，觸犯社會禁忌；這個「文明」社會，也沒有多少適合自己的工作：他們禁不起過長的工時，無法承擔過大的心理壓力，死亡傾向強大的他們，在宣傳愛生性的工作場域中，只能選擇閉嘴；而過強的性魅力，總是成為工作場域的不定時炸彈[10]。

我們的工作場域，還沒有文明到「接納」這些工作效能低落、時不時陷入情緒低潮、發作時抱著垃圾桶嘔吐痛哭，當工具人不堪用，卻是足以成為團隊內破壞平衡的所謂「綠茶婊」，而當團隊內有這樣尤物時，一般團隊，到底會開除禍根？還是禍水呢？

4. 自我的否定

家人不可靠，學校不可靠，親密關係不可靠，盡力付出一切卻從來無法被接納，無法在關係中證明自己值得被愛的人，只會覺得自己被全世界否定。被他者的否定，最後匯集成對自己的否定——一切「沒關係」、「無所謂」，貌似雲淡風輕的論述，包裝的是對世間的絕望。不相信自己會被愛，不相信自己值得被愛，最後展現出貌似矛盾的行為：濫性與自殺——乍看之下，受過性侵害的人，應該會逃避「性」，被生本能驅使的有機體，應該會逃避「死」。他們卻成為別人眼中「隨便」、「很亂」、「誰都能從她們身上撈到好處」的女生，但是「只要感覺對了，就可以上床（煈）」，並不是情慾自主，只是徹底的自我放棄，與死亡本能的蠱惑：

「我知道怎麼辨識戀童癖，我會走到車站，辨認出誰對我有意思。」

「你不怕嗎？」

「一個想死的人，會擔心危險嗎？（深闇）」

• 治理：統治的需求，與自動化地服從於統治的需求

什麼是「治理」？治理，就是把人，當牲口管理。西方的基督教的教導者是「牧羊人」，東方的政治家管仲，則寫了《牧民》。其實，傳統的「治理」，就是把人當畜生或非生物「處置」。現代社會的管理者主要來自人民，而人民又是被當作牲口養治理大的，所以現代社會的治理，就是牲口對牲口的管理。然而，既然精神病是過度用力的符合社會規範，以致超出自身限制所致，所以社會對於個案的治理，可以說是……牲口對於「努力成為『人』而失敗的『異類』」的管理。

本文不否認社會建構有其存在的價值，治理亦有其必要。但是當家庭、學校、社會，僅把「人」視作工具、數字、棋子、只看效能，並僅以「正常人」作為「人」的唯一標準，人，當然就難以成為「人」。以下摘要案主在「正常社會的治理下」，遭受「正常」的壓迫與質疑：

當權者欺負弱者，性平調查小組有三個法律系，明顯不符合比例原則；會議上開口閉口法律法律，欺負沒有法律知識的心理系，「你這個（報案三聯單）為什麼有影印痕跡」、「找麻煩」、「（為什麼要找外人）施壓」？「不知道你在想什麼」、「口說無憑，拿診斷證明來啊！」會議記錄被「選擇性」「記錄和經過篡改」，我只好請求教育部聽原始錄音檔。我請OO辦事處幫忙溝通，被我的（學校）心理師罵，「我們是宗教學校，要學會寬恕」。

簡言之，當耐性耗盡，餘留者們就是正常人眼中「找麻煩」、「不知道在想什麼」、「不懂感恩與寬恕」、「為什麼你要和別人不一樣」的麻煩製造者，儘管實際狀態是：光是會議逐字稿，就已經能讓案主體驗到國家的暴力（國家的正義）遠在加害者之上——加害者至少不會要案主反覆確認會議記錄是否正確，但「正義」在過程中的粗暴，就足以使餘留者們放棄。

1. 家庭的治理

家庭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統治單位，當家庭本身，以愛為名的施虐-受虐關係實行統治[11]，任何雙方關係間，都是施虐/受虐的組合：當爸爸是施虐方，媽媽就是受虐方；當爺爺是施虐方，爸爸就是受虐方；當表哥的爸爸或媽媽是施虐方，自己爸爸或媽媽就是受虐方；當爸媽都是施虐方，孩子就是受虐方。然而問題不僅在於施虐-受虐如此普遍，問題在最後案主們「習慣」這樣的治理。

餘留者們為何「習慣」處於互虐的治理？因為這樣的情境雖然痛苦，但這卻是他們唯一「會」的關係模式。每個人都質疑過案主：「你自殺這麼多次，為何家人沒發現？」「他強暴你，你為何還和他一起去住溫泉飯店？」、「只要逃走就好了，你們已經經濟獨立，為何不逃走？」「為什麼不透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？」

僅以這兩張案主的「屋、樹、人」投射測驗，說明他們發展的侷限；他們的手呢？腳呢？眼睛呢？耳朵呢？為什麼樹被鋸斷了？為什麼手腳都不見了？為什麼人沒有耳朵房子沒有窗戶？這樣的他們，他們能逃往哪去呢？

2. 「課程」的治理：

教育的目的是什麼？

大多數孩童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叛逆性，因為外在世界阻隔了他們自身的發展，也因為他們處於弱勢，不得不屈就於這些衝突，教育實踐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消除這種抗拒式回應。（佛洛姆，2015）

教育的目的，用荀子的說法，是「化性起偽」[12]，用佛洛伊德的說法，是以超我去壓抑/昇華本我，用佛洛姆的說法，是「消除孩童的叛逆性」。簡而言之，無論東方西方，教育的目的，其實是（先）消滅孩童的抗拒，好讓大人用「正確」的道理，引導本我/禽獸/快樂原則，走向「文明」的道路。或者說，好讓大人完成「治理」。那麼，大學教育呢？

對很多學生而言，大學是最後的庇護所；讀大學，可以理所當然的脫離原生家庭。不過當很多人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心理議題，而選填心理系，他們會發現課程並不是為自己設計——即使貌似「自主」的大學，課程也逃不過「被統治」——站在案主的立場，他們為了解決自身的疑惑，努力接觸他們認為可以解決/解釋問題的學問；但是站在國家治理的觀點，大學存在的目的，是為世界工廠提供「即戰力」；所以治理的目標，是學校本身的生存[13]——當學校廣告與生存的指標是考照率，課程設計的目標，就是「如何提高學生的考照率」。於是在案主所處的學校，學習成為弔詭之事：大學加研究所讀滿七年，可以「沒」讀過任何心理學家的專書，幾乎沒有以學派為中心的課程，甚至也沒有哪位學者「專人」的課程；儘管每位老師都會強調心理學背後哲學、語言、文化的重要性；但事實上，哲學系所早已停招，文學院也已裁撤，外來刺激不足；一個「學派」，可以兩週帶過，這種學力上的損失，是自修可以彌補的嗎？

想要解決自身心理問題而就學的案主們，最後會發現，知識偏重於操作，終究沒辦法學到想要的本質。到最後，大學提供的，只是消極的庇護所，與正式離家的過渡空間。她們終究還是以自己的肉身與世界拚搏。「應用」類的認知，沒有改變她們內在的驅力，知識本身，終究沒有「轉識成智」

3. 「正常」的治理：禁忌、科學、無名的權威

本文所謂「『正常』的治理」，不是指「治理的常態」，而是「正常」對「異常」的壓迫，比方說: 古代懷孕是正常，不孕是異常；異性戀是正常，同性戀是異常；到如今，同異性戀都被視為正常，卻一起認為無性戀不正常，或小孩的哭鬧才是「不正常」……。這類壓迫，不需要前述具體、成文、有負責人的治理，它更可以是更有無形、不成文、沒有法定負責人的治理。這種治理的影像範圍更廣、影響時間更長，而且，找不出治理者是誰，它以流言、耳語、八卦、科學、「無名的權威」[14]展現其影響力，使案主必須自我噤聲，自外於世界。對案主而言，讓他們無法光明正大存在的「異常」禁忌，包含：

1. 創傷禁忌：「正常人」往往不知如何回應餘留者，也很難以不批判、不建議的方式應對，故做的善意，更顯得傷人。說出創傷經驗是自找麻煩，還要反過來照顧「正常人」的情緒，最後使乾脆閉口不說。
2. 家內亂倫禁忌：如果是我主動說要的，我不是「理想的受害者」，我該怎麼說？
3. 複數性伴侶與開放式關係的禁忌：如果我可以和每個人握手，為何我不能和每個人做愛？
4. 性侵禁忌：如果我已經習慣了，甚至已經發展出自己的對應模式，我該說什麼？
5. 如果我已經習慣被強暴，並且習得該如何反抗？或學會如何在反抗失敗後為自己爭取交換利益，大家「應該」怎麼看待我？
6. 其實我是個精神病的禁忌：如果我就是個精神病，我是不是就「必須」被治療，或必須長得像個精神病？我一定要「正常」才是個好人？或是我必須病得和手冊都一樣，才是個好病人？
7. 難道我不能以「我」的狀態，不被干涉的活著嗎？

禁忌之所以存在，原始的目的，在於保護弱小與重要人物（佛洛伊德，1976）；但基於人類本身的自戀、盲目與仇恨他者，這種「保護」，會在人為操作下，成為隔離「他者」，與壓迫他人的治理工具。但是，我們是不是該追問，「正常」又是什麼？

「正常」其實只是極低的單一標準，馬斯洛曾反諷道：「『適應良好的人格』這個概念，為成長的可能性，加上了一道低天花板，母牛、奴隸和機械人一樣可以適應良好。」（2020）無奈這最低標準，往往治理的唯一標準，而這一道低天花板，卻又並不是人人都能適應，佛洛伊德（2017）感嘆「每個人的承受力其實都有其限度，一旦超出承受範圍，其體質就無法再適應文化要求。我們社會要求所有人遵循共同的文化準則，有些人的體質可以讓他們輕鬆遵循，有些人卻要為此做出很大犧牲，這本身便極不公平。」不正是餘留者們的人生寫照？

老子在兩千餘年前總結出一套善意自我異化的規律：「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，人之迷，其日故久。（五十八章）」意思是「正」會成為奇變；「善」會流為妖異，所有事物，都有從內部自我毀壞的趨向；而「正/奇」與「善/妖」之所以逆轉，在於我們執著於唯一正常的標準：「天下皆之美之為美，斯惡矣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矣。（第二章）」，當「天下皆執」於某個美/善的標準，「惡」與「不善」，卻正是被「正常」標準逼出來的。

老子的看法是，人成為壞人，是因為他想成為好人；佛洛伊德的看法是，人變成精神病，是因為他想成為正常人。當「精神病學成為操控人格趨向的工具（佛洛姆，2015）」我們是不是該坦承，唯一的「正常」，是「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」，我們自己，才是最可能用我們的「正常」壓迫「異常」的嫌疑人？

• 結論：我們還沒建立一個把人當人看的社會，當我們還執著於「效益」

最後，當我們大家齊聚一堂時，我們正施予案主「理論」的統治；正如我在論文中試圖以佛洛伊德-荷妮-佛洛姆一脈的理論基礎，解釋案主所經歷的一切；各位也試圖以各自熟悉的理論，企圖解釋/說服我與「我們」的一切。但無論是解釋、詮釋、澄清或說服，我們恐怕只是在「客觀」的學術要求下，努力抽離自己，故做客觀。在學術圈裡，我們越來越不敢以生命相見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艱澀的理論取向；我們試圖告訴別人「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，我的背後，有一套偉大的理論，證明我是對的」。當我們都以某種理論包裝自己，解釋他人時，我們忘了，「理智化」也是一種防衛機轉，防衛我們的無知與自以為是；畢竟比起真實的感情，我們更願意逃避到理智的盔甲下，以理論統治世界。

可是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敢對他人坦承，卻要求我們的案主對我們坦承；我們渴望案主們誠實，我們卻施以各種「技巧」、「手段」、加以「操弄」，那麼我們所謂的「科學」，何異於我們批判有加的「封建統治術」？如果我們的案主知道我們正在那麼做，我們的案主，會如何看待我們[15]？

從分析的角度看，我們對理論的崇拜，如同幼年時，對全能父母的期待。成年的我們，只是以「全能的理論」取代「全能的父母」。而當我說「從分析的角度看」時，無疑我還是自動化的掉入「『理論』的統治」。

希望在會後的討論，我們可以暫時跳脫理論的統治，回歸身為人類的正常感情，我們已經被理論統治太久了，應該要有些真情流露。

五、後記：「說」的重要

2022年7月，我的碩士論文口考通過後，案主深闇，做了這樣的一個夢：「我發現自己確診，趕快通知所有我覺得應該通知的人，包括我的房東，他說要來看看，不知道為啥，還帶了三個小孩。我待在床上，他們窩到我右側地板，地板上還鋪了被子跟枕頭蠻好窩的。然後我本來明天有跟15跟學妹約，不知道為啥，今天學妹們已經先到我家，還窩在床鋪左側鋪好被子跟抱枕的地板，我說我確診了後，安安還爬上床抱我說『我不怕，姐姐不要擔心什麼的！』然後學校有什麼活動，也不知道為啥也跑來我家，我就喊說：『我確診了！不要過來！』但沒人聽到，他們繼續，415不知道啥時跑了出來拿給我一個大聲公，我就大吼『我確診了！』他們才嚇跑。」

「說」有什麼用？或許這個夢境，就是整段過程後，案主的答案。前一篇論文，就是餘留者們的大聲公，或許我們都可以成為那個拿出大聲公的人，讓原本「沒人聽到」的聲音，可以「大吼出來」，嚇醒這個還沒做好準備的世界。

參考文獻

卡倫・荷妮(2019)。我們內心的衝突。台北：小樹文化。

卡倫・荷妮(2019)。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。台北：小樹文化。

西格蒙德・佛洛伊德(2004)。朵拉：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。台北：心靈工坊。

西格蒙德・佛洛伊德(2017)。性學三論。台北：華茲出版

宋文里(2018)。重讀佛洛伊德。台北：心靈工坊。

李澤厚(1996)。我的哲學題綱。台北：三民書局。

阿德勒(2020)。個體心理學講座。台北：商周出版。

埃里希・佛洛姆(1944)。生命的展現。台北：遠流出版社。

埃里希・佛洛姆(2015)。逃避自由。台北：木馬文化。

埃里希・佛洛姆(1969)。愛的藝術。台北：志文出版社。

馬斯洛(20220)。動機與人格。台北：商周出版。